1901年有一千名中国人迁徙海外，租下当地土地长达999年，建立起独特的中国城！
1900年正月，闽江口的一艘小帆船正逆着寒风离岸，甲板上塞满了背着箩筐的福州乡亲。船头插着一面青布旗，只写两个字——出洋。对岸的亲人挥手相送，眼中不止有不舍，更有说不出的期待。
一封从婆罗洲寄回的信，是这趟旅程的导火索。信里说，拉让江两岸尽是沃土，白人拉惹愿把一片比福州大上数倍的原野租给华民，租期长到“子孙三十代都用不完”。对当时饱受战乱、岁歉、捐税三重压力的闽人而言，这句话比金子还诱人。
不过，租地并非简单口头允诺。1899年深秋，黄乃裳带着四名乡绅先行南下，自新加坡转抵砂拉越，步行、划舢板、攀藤蔓，一路测水质、掘土层。夜晚，原始森林里只听得猿啼与潮声。他们在竹篾上记下土壤酸碱度，又在棕榈树干刻下水位线。回程的木船将样土带回福州，交给同乡学堂的化学教员化验。
“去吗？”有人在聚会上迟疑。黄乃裳筷子一磕案桌：“不去就等死！”一句话，决定了上千人的命运。很快，他以“福州垦殖公所”名义与拉惹政府签定十七条合同：999年租期、免差税、允许自设学校、警察、医院，并可自由商贾。孙中山闻讯后，称此为“平等之约，足资华侨自立”。
1901年至1902年，三批共1118名闽人在槟榔屿换船北上。进入拉让江口时，阴雨绵长，河面漂着树尸和沼泥。移民只见茫茫湿地，没有房舍，没有田畴。第一晚，他们搭叶棚，夜里蚊虫似黑云压顶，瘴气如雾。短短一年，七十余人倒下，白石墓碑散落林边，后人至今仍能找到那些被藤蔓缠住的残碑。
最先尝试的是水稻和番薯，然而雨季一到，稻苗被洪水卷走，番薯烂在泥里。有人灰心，准备南返。黄乃裳却注意到树汁泛白，于是带头试种巴西橡胶。1907年，伦敦橡胶行情上涨到每担七百银元，新福州庄园一举翻身。橡胶、胡椒、蔗糖轮作，土地利用率远超周边土著村社。
手里有了盈余，乡亲们不再满足于卖原料。20世纪20年代，他们把钱凑到一起，注册“新福州农垦股份有限公司”；1937年，又集资买下万吨级蒸汽轮，开辟诗巫—新加坡航线。木材是下一桶金。二战后，内陆原始林可成栋梁，他们在拉让江两岸建起锯木厂，九成由华人控股。
社区治理也在同步升级。旅闽学校、孔庙、方言剧社逐一落成，孩子早上念《三字经》，下午学英文算术；傍晚，福建白话戏声飘过河口。方言维系了血缘以外的信任链，小额放贷、米店赊账、婚丧互助，都靠这条无形纽带运转。1963年砂拉越并入马来西亚时，诗巫已有十九条华人街，十五条以福州地名或先侨姓氏命名。
时代的齿轮并未停止。上世纪80年代，橡胶价格一路下滑，新一代商人把资金投入银行、保险、超市网络。不到十年，诗巫出现五家华资银行，存放款规模在全州居首。进入21世纪，拉让河游船、长屋体验、红树林生态观光成为新热点，早年种下的榴莲园和燕窝楼又接住了一波旅游红利。
回望数字：当初的一千余名先行者，如今在诗巫繁衍成九万多福州人，占当地华裔七成；橡胶、胡椒、木材出口额有九成掌握在华社手中；华文报纸每天仍用福州方言作副刊。有人打趣：“走进诗巫街头，喊声‘伫哪哩？’，十个人里起码有七个答‘我在这’。”简短一句寒暄，其实是百年移民史的回响。
黄乃裳去世已有一个多世纪，墓碑静卧在诗巫郊外的高坡上。旁边的榕树根系盘错，似乎仍在守护着当年签下的那纸“千年租契”。契约如今放在邦咯路博物馆的恒温柜里，纸面泛黄，却仍能看清“九百九十九年”几个大字。对这座城市而言，那不仅仅是一份法律文件，更是一群人对未知世界的押注与倔强。
有人问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答桉或许写在诗巫的晨雾里：土地可租，机会可期，但若无一群愿意并肩负重锄、同坐饭桌、相互担保的人，再长的合同也只是一纸空文。福州方言的吆喝声至今未散，正是因为它曾在沼泽上召集了敢于冒险的同乡；而同乡们把这片异国土地，从淤泥之滨拓成了灯火通明的河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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